结合国企改革的过程，讲讲我身边的打工人。为了保护隐私，信息稍微做了一些处理，请朋友们见谅。
一、基本情况
我是某大型国企子弟。
我们厂共有约5万职工及家属。公交车从厂正门开到厂后门有约15个站。厂设有两个幼儿园，4个小学，两个中学，一个技校，一个综合性医院。我们厂有自己的铁路，有2个汽水分厂（夏天生产盐汽水帮助一线职工补充盐分），一个职工疗养院（供一线职工疗养用），一个专门给职工建房子的住建科，还有自己的电影院和娱乐城。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父婶婶，基本都在这个厂。工人生老病死，除了火葬场没有之外，其他设施一应俱全，这就是所谓的企业办社会。
除此外，那个时候的国企还有三个基本特点：
第一、经济上，国企的盈利（扣除上缴的费用）最终会通过福利的方式返还工人。比如，我们厂有住建科，专门给工人修房子。我记事起，一共搬过三次家，从平房到楼房，从小房子到大房子，全都是单位分房（象征性少量房租）。再如，我们厂有医院，职工看病一分钱都不收。职工家属看病报销一半，如果家里面是双职工，可重复报销，所以我小时候看病也是不要钱的。
第二、工厂没有权力开除工人，工人和工厂也不签合同，因为工人是厂里面的主人，不是雇佣劳动者。
第三、工人能够参与到工厂的管理，而干部必须要参加工厂的劳动。这被称为“鞍钢宪法”，有些厂落实得好些，有些厂差一些，但多数都有落实。我爷爷经常给我讲以前的事情，车间主任是我爷爷的徒弟（当时厂里面的干部都要拜师学艺，并且视情况参加劳动），他每周六都必须去车间干活，而且是真干，不是走过场。干活的时候我爷爷就会指挥他，“诶，老张，给我拿个扳手过来。”工人还能参加生产计划。当时的生产计划不是厂里面单方面定的，而是厂里面定了后，到车间、到班组都要讨论提意见，如果计划不合理，就必须改。
厂里面的利润都会回馈工人，厂里面干部没有权力开除工人，工人还能参加生产管理，这使得工人产生了一种主人翁的意识。也就是说，他们的主人翁的意识并不是宣传洗脑得来的，而是生产生活中的一切都让他感到自己真正能当家作主，因此才产生的。
那个时候工人对厂的感情非常深，工作积极性很高，根本不是后来宣称的“大锅饭养懒汉”。我看过很多类似访谈，我自己也问过家人，他们的回答都是类似的，“怎么可能偷懒，那个时候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我爷爷还给我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一家人，有父母，有孩子，还有一个佣人。父母和孩子是家里面的主人，佣人只是家里面的仆人。家里地板脏了，佣人不给钱就不会打扫，但是主人不给钱也会去打扫，因为这是自己的家。”
我父亲和母亲都是1970年前后进厂的，他们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都献给了工厂。我爸爸小时候调皮捣蛋，奶奶说他曾经把爷爷的枪偷去卖了（当时厂矿的民兵可以持枪），买了一堆鸭掌来招呼他的小伙伴，因为这个事情被我爷爷打个半死。就是这样一个人，上班之后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我父亲就给我讲过他20来岁时经常去义务加班，一分钱都不要。如果领导不让他加班，他就会觉得领导对他有意见。而且他告诉我，当时很多工人都是这样。8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他的徒弟违规作业导致安全事故，当时非常紧急，他一下子把他徒弟扑倒在地，结果自己整个背都被烧伤，在家里趴了两个月。我母亲性格非常爽朗，就如那个时候多数国企女性一样。她年轻时候演过红色娘子军的小战士，说话利索干练，被舅舅称为我们家的外交家。有一次厂里面领导公车私用，不知道怎么被我妈她们知道了，这些女工叽叽喳喳的张罗了一堆人，在厂门口把领导堵住，让他下车解释为什么要公车私用。当时我父亲也去给这些女工站场子，我妈觉得他还有点担当，就这样慢慢走到一起。
很多年之后，我妈还给我说，“我们上班可好玩了，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干活，开开心心，怎么可能偷懒嘛。”
这个时候的工人，并不是“打工人”（即并不是雇佣劳动者），他们是企业的主人。但是，1978年之后的国企改革，把这一切都改变了。
二、改革
（一）80年代的改革
国企改革的前奏是收枪，70年代末，所有厂矿企业民兵的枪一律上缴。缴枪之后就开始正式改革。
80年代初的改革叫做“放权让利”。放权就是把管理权放给厂长，在厂里面建立厂长的独裁制。让利就是给企业发奖金涨工资。也就是说，一边取消了工人管理工厂的权力，一边又给工人涨点工资，发点奖金。这样的改革，从短期看工人收入增加了，从长期看工人的权力却丧失了，最终必然会导致更大的经济利益的丧失。
放权让利之后，国家又开始了叫做利改税和拨改贷的改革。通过利改税和拨改贷两个制度设计，国企在极度不公平的环境下参与了市场竞争，为之后国企破产埋下伏笔。
我国企业以前所有利润统一上缴国家，如果需要扩建厂房或者购买设备，则由国家无偿拨款给企业。利改税就是用所得税替代利润上缴，用贷款替代无偿拨款。企业利润全部上缴，国家就无偿拨款给企业搞建设；企业利润不上交了（只缴税而不交利润），国家就不拨款了，企业搞建设就去银行贷款。这听起来很公平，但事实上全然不是。
首先看利改税。我们以大企业为例，国家对有盈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按55％的比例税率征收所得税，所得税后剩下的利润，一部分上缴国家，一部分按照国家核定的留利水平留给企业。整体而言，企业要将大约7-8成的利润通过利税方式上缴国家。
再看拨改贷。国家收走了企业8成的盈利，却不再给企业的建设拨款，而是要求企业向银行借贷。这使得国有企业面临异常困难的境地。当时国有企业已经开始和私企、外企竞争了，但是私企外企的综合税率只有17%-33%（本身税就低，还有各种减免），而国企的综合税率却在70%-80%。这是典型的不平等竞争。外企和私企赚钱了，大部分可以留下来扩大再生产或者购买更新的设备，国企的赚钱大部分给了国家。
国企数十年来的利润都给了国家搞建设，而没有用来发展国企自身，本指望国家拨款更新设备，结果突然拨改贷，使得它要么不更新设备，要么背负巨额债务去发展生产。拨改贷实施后，原先的国营企业负债率从20%左右急速升至80%以上，个别企业全额负债，这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积极性和发展后劲。
以我们厂为例，我爷爷给我说，好几个分厂90年代还在用50年代的设备。这些设备按理来说早该更换了，但是国家不给拨款，而厂里面之前贷款购买设备已经背了一屁股债，所以也不可能再去贷款了。
（二）工人积极性的降低
随着一长制的恢复，工人失去已有的民主权利，管理层逐渐失控。一些领导干部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为自己的子女安排较好的工种，在提干、晋级、住房分配等涉及群众利益方面，都给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女和亲属以特殊的照顾（1982年全国职工状况调查）。
企业厂长由上级领导任命、委派，实行负责制，职工满意不满意都得接受，干好干坏群众既不能褒，也不能贬。这个时候在国企开始流行各种怪话，老工人说：“工人只尽主人翁义务，没有主人翁权利，主人担风险（企业办不好，领不到工资），公仆有保险（企业办垮了照样当官或调走了事）”。企业干群关系开始紧张，工人用消极怠工来对付干部，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这一点我父亲给我说过很多例子，后面我慢慢讲）。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1988年对17个城市400多个企业的21万职工所作的劳动积极性调查显示，“国营企业劳动者的劳动热情不在峰值而在谷底。21万职工中认为自己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的只占12%。”因为此时工人队伍已经瓦解，所谓的劳动积极性就是关心私利的积极性，当工人的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时，劳动积极性自然就会消失。
1987年5月，国务院在全国推广承包制，在厂里面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分化，这使得工人积极性进一步降低。承包制就是把国营企业的各个车间部门承包给各种厂长、书记、主任等等，这些人按承诺缴纳一定的利润，剩下的钱可以自行分配。
承包制使得工人和干部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按照国家的规定，应当采取公开招标办法，通过竞争确定承包经营者，但实际中很少有采用竞争办法的，基本上都是主管领导拍板。一个年利润1000万的厂，上缴的指标可能也就一两百万（注意，此数据仅仅是举例），剩下的钱都由承包人来分（名义上还有一个承包监督人，监督公平分配）。而在企业内部，承包人和承包监督人一般为分厂厂长和书记。这样，承包制创造出了“先富起来”的一批干部。工人与经营者奖金差距日益拉大。工人对工厂的变化看的非常清楚，工人中都流传着这样的话：“工人穷，厂长富，车间主任万元户，厂长挣钱没有数。”
一长制使得厂长建立了工厂里面的独裁，承包制扩大了工人和干部的收入差距，这还没完。厂里面的领导为了赚更多的钱，开始在外面建小厂。钢铁厂的领导开个焦炭厂，高价把焦炭卖给自己单位；媒矿的领导在外面开个洗煤厂，私底下利益输送。
作为小说《抉择》原型的那家纺织厂每年的招待费就一千多万元。每个厂长经理退休，发给一百万元办三产，也就是个人小纺织厂。于是大纺织厂周围布满了小纺织厂，国家的资金、原料、市场都流到了小纺织厂。小厂红红火火，大厂一点一点被蚕食。大厂的工人失业，被小厂以低价招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随意压榨剥削。
这一切，都被工人看在眼里。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工人和工厂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曾经在毛时代积极奋战的工人，有一些人开始变得偷奸耍滑。
80年代的时候，我父亲开始从厂里面偷钢偷铁，拿一块好点的钢回家去打把菜刀，我叔父甚至还会偷点特殊钢材拿去卖给私人老板。我从小就受正统的集体主义教育，对他们的行为难以接受。记得小时候曾经问我叔父，“你为什么要这样干啊？”他说，“领导大偷，工人小偷，这有什么问题吗？国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而就是这样一个工人，在70年代时曾因工作勤勤恳恳被评为劳模。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小部分工人开始了磨洋工。当资本制度全面建立时，曾经的主人由抱怨而愤怒、由愤怒而反抗，最初这种反抗是消极的，是以怠工或磨洋工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这就是磨洋工的原因。
三、下岗
（一）砸三铁和甩包袱
一种声音出现了，他们痛斥工人偷懒，他们大呼人性本恶，他们说国企效率就是低下，国企工人就是磨洋工，他们说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国企没有清晰的产权制度，“全民所有就是全民所无”。他们献言献策，要建立一个由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明晰的产权制度构成的现代化企业，去防范工人从厂里面拿钢拿铁。但是，他们却从来不说这一切都是什么造成的，他们也从不建立一个规章制度去限制资本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
1993年11月开始了新一轮国企改革，政府要把国企承担的住房、教育和医疗的福利逐步取消。与此前后，国企开始全面推行合同制。以前的老工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劳动合同，我是国家的主人，我是工厂的主人，这个工厂就是我的，我签什么合同。
但是现在变了，他们不再是主人，他们开始沦为打工人。在签合同的过程中，一开始领导告诉工人这不过是“走过场”，签个字就行了；到了90年代末开始优化的时候，签了字的合同就开始起作用，领导们宣布“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合同制的职工这时就傻眼了。
1996年一季度，在长期不公平的竞争中（至少有两点：其一、税收不平等。其二、私企和外企只给职工发工资，而国企除了工资，还要给职工修房子、看病、上学），在国企乱象横生的背景下，国有工业企业首次出现全行业净亏损。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亏损企业6599户，亏损面达39.1％。
面对当时的局面，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用各种方法让国企三年脱困。砸三铁（铁工资、铁交椅、铁饭碗）、甩包袱，也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出台的。他们要建立更严格的制度，让工人不能“小偷小摸”，让工人不能“偷奸耍滑”，他们还要把一切工人享有的福利取消掉，不再分房，不再免费医疗，等等。在此前后，国有企业甩卖了自己的医院、学校，分出了自己的住建科成立房地产公司，优化了大批老工人以减少成本。这个时候的工人，已经不再是依靠自觉性就能创造性干活的主人了，而是需要皮鞭抽打才能老实干活的雇佣奴隶。
（二）工人的生活
我父母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优化的。其实在他们被优化之前，厂里面已经有很长时间发不出来工资了。我记得当时我读初中，每个月大舅支援我家200元钱。当时厂里面很多人都被优化了，每个人只有非常少的工龄买断金，根本不够生活。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在一个厂，而是普遍发生在全国几乎所有地方。
被优化的那些人生活没有着落，出现了各种人间悲剧。我们楼上的阿姨，为了小孩读书，被迫去站街。我爸分厂的一个叔叔得了肝癌，厂里面不再负责医疗，他被逼无奈买了一桶汽油跑到车间主任办公室里面往自己身上浇。这几个事情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另外，我所知道的还有很多类似事情。旁边木材厂有男工为了自己的小孩上学，吃了某种药制造了一个大新闻，让社会捐助自己的遗孤。还有一个在全国都流传很广的事情，某家小孩好几个月没吃肉了，忍不住去菜场偷肉，抓住后被痛打一顿，让父母来领人。他父亲老泪纵横，当天晚上花了所有钱买了一只鸡炖给全家吃，这锅汤里面放了准备好的老鼠药。
1997年刘欢的《从头再来》就是给这些被优化的人。“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工人听了这个歌当时就直骂娘，你为什么不走进风雨，凭什么叫我们从头再来！
黄宏的小品也是在说这个事情，里面有一句台词是这样的，“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我爸听了当时就火冒三丈。我和他争论，工人就是要为国家想啊，要有大局观啊。我爸把衣服一脱摔在地上，背对着我说，“看见没有，背上的这些伤，你爸爸没有为国家想吗！我和你妈，现在都四五十岁了，我们TMD被当包袱甩了，你懂不懂！”
这些人谈起那些要把他们当包袱甩掉的人，简直是咬牙切齿。然而，要一个长期接受正统教育的小孩子懂这些，其实还需要一个过程。
（三）我的母亲
相对于我父亲来说，我更敬佩我的母亲。我父亲的怒火往往是个人的宣泄，而我母亲却更加勇敢一些。
我读高中的时候，我母亲就经常和工友去堵国道。当时我非常不理解，怎么有人这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其他人，不顾国家。有一次她堵路回来，满脸疲惫，我却对她恶语相向，“你能不能消停点，你堵了路，别人怎么办”。面对自己孩子恶毒的攻击，她当时并未生气，反倒是给我耐心解释，“你妈妈不自私，你妈妈虽然是为了自己，但也是为了其他叔叔阿姨。厂里面十几个月不发工资，真是没有其他办法了。你说我们堵*路，但是救护车、消防车和邮政车，我们都放行的。”她言辞甚为恳切，但是我当时并不理解。
我母亲是什么时候开始卷入这些事情的，我后来也没问她。但是我知道，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她已经参与得很深了。
有一次暑假，某天晚上一个阿姨来我家，给了我妈一大堆材料，聊了很久，最后给我妈说，“终有一天天会亮的”。我对这几个字的印象非常深刻，这基本就是她的原话。当天凌晨，我妈拉上我一起出去（其实是我不放心她死活要一起），一栋楼一栋楼的贴传单，传单上面很简单的几行字，“明天早上九点，操场集合，有事情讲。”落款是“xxx厂职代会”。
第二天早上，大概有两三万人汇集到广场。一个老干部在主席台上面说，“同志们，我们先唱个国际歌”。浩浩荡荡两三万人开始唱国*际歌。完了之后，主持人说，“下面让xxx厂长讲话”。讲话的是以前的老厂长，他拿出文件开始念，“中央的规定是如此如此，市里面的规定是如此如此，我们厂里面是如此如此，一点都没有落实，完全是跟中央对着干！”讲话完后两万多人列队去烈士陵园扫墓。本来我们厂广场到烈士陵园也就20分钟路程，当时他们走了三四个小时。前面是锣鼓队开路，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人吹哨子警戒。到了烈士陵园，主讲人让大家列队依次进场，并到纪念碑前祭词，大意就是向烈士哭诉，让烈士看看他们鲜血打下的江山，结果却……
这个事情给了我巨大的冲击，也让我在很长时间陷入了深深的思考。这些一起去扫墓的叔叔阿姨，很多人都是看着我长大的，我想，他们不可能都是懒汉，不可能都是自私的人。
四、后记
新世纪初以来，很多国企工人的问题逐步解决了，他们进入了社保，有了退休金，重新过上了虽不富裕但也能勉强度日的生活。
他们很多人都不愿意再提那段日子。这两年我和我妈去聊那些事情，她都是打个马虎眼就过去了，“聊这些干什么嘛。”她现在最喜欢的是广场舞和太极拳，前段时间发了一张劈叉的照片给我，“看，你老妈厉害不！”
然而，有些事情对我而言，是无法忘记的。我记得在十几年前，与资本对立的那些曾经的主人，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2005年，全国群体上访涉及约400万人，其中以他们为主体的有四成）。他们在这样的冲击面前，没有畏缩没有气馁，他们奋起反击，用自己气吞山河的壮举，为自己、为曾经的那些工友，争取到了应有的利益。
作为曾经的主人，他们的呐喊和控诉仿佛一首悲壮的挽歌。而他们气吞山河的壮举，又恰似上个时代落幕前的余晖。正是这股子余晖，在黑暗的夜空中，为千千万万如我一般曾经糊涂的人照亮了前进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