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操纵、空喊口号、“灌输”思想、严格控制及制定规章等，都不是革命实践的组成部分，恰恰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统治实践的组成部分。为了统治，统治者别无他法，只能否定民主的真正实践，否定民众独立思考和说真话的权利。”
————《被压迫者教育学》
必需要提前声明的是，本篇文章并不是针对某个人或某个团体，而是对一种现象，即弥漫在左圈上空的“辩经潮”的批判，而这种“”思潮正有着由线上转向线下活动的发展趋势。 我们现在看到的左圈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网毛们狂热的去进行与网托或其他什么派系去辩论，而网托及其他的派系也以一种狂热性去与自己相左的派系去辩论，且有一点点线下活动的想法，却在线下活动中照搬了线上的那一套。虽然，从行为的意义上来说，革命者往往是狂热分子，但在这一点上，政治行为和性格结构之间的区别大为明显——至少在我看来，狂热不是革命者的性格。 那么这种趋势究其根本是如何产生的呢？在我看来就在于网左的心理异化。而这种异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革命者性格的缺失，以一种狂热的状态为填充，另一方面就在于内化了压迫者意识，且对于这种内化了的压迫者的意识并没有采取任何斗争措施，反而顺其自然的接受并外化为自己的一种合理行为。毫不夸张的说，这种心理异化的两个方面凡占其一都不可能称之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为什么说狂热性不是革命者的性格呢？正如埃里希·弗洛姆在《革命者的性格》中所写“如果我们要为狂热分子选择一个符号的话，那一定是燃烧着的冰。”这就是说狂热分子是一个既热情有极度冷漠的人。他们的热情就在于选择了一种事业——解放全人类的事业，但是却把这个事业神话了。他们把事业当作偶像，通过完全服从他们的偶像，而获得了一种强烈的生命感和生命的意义：因为通过他们的负责，他们让自己与偶像成为了一体，并使这个神圣化的议题成为一种绝对真理。而他们又极度的冷漠，这体现在他们对世界的态度，同年的意义世界的一切都不关心，更确切的说是对于现实世界的冷漠，自我困守在自己焦躁的精神世界中。这就是狂热分子的矛盾之处：既与世界完全缺乏联系，又能热情崇拜着他的偶像。 “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狂热分子描述为一种非常自恋的人，一种在实际上无限接近于精神病状态的人，一个像任何精神病人一样于外界完全无关的人。正如先知们所的“偶像崇拜者”一样，他们在历史上一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经常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因为他们说的话往往像是——或者听起来像是——革命者会说的。” 上述是心理异化的一个方面，一种意识形态宗教狂热性占据着网左的思考的制高点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很容易被察觉，不仅是被他人，也容易被自己察觉。但心理异化的另一方面的异化，即压迫者意识的内化则很难被他人，甚至难以被自己察觉到。可以说这个问题不仅难以察觉，而且这个问题的解决与否于和线下活动的发展情况有着紧密相关的联系。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可以这样说，在线下追求辩经而不是以对话运动为代替方案，正是压迫者意识内化后的外化表现。 首先我们需要清楚生命是压迫者的内化。众所周知的是，统治阶级利用储蓄式观念来强化被统治阶级的消极被动，利用口号“填充”被统治阶级对自由的恐惧，而这种行为的内化正是说，网左们线下活动只是提出了另一个新的口号来与统治阶级一较高低，但这种做法则与真正的解放行动过程背道而驰，只是继续增加被统治阶级对自由民主的恐惧，继续消磨着自身本就为数不多的斗争欲望。如果网左在线下活动中不能战胜内心“隐居”着的压迫者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人性化，当然就不可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很难想象的是，一批又一批的网左们投入到线下活动，上到工厂下到农田去宣传什么“经文”，或者是两个派系一见面就剑拔弩张要通过辩论来一较高下。“无论是哪种情况的发生，都是在“不择手段”的去征服他人，包括从最粗暴的到最文雅的方式，从最严厉到最家长式关切的不等。他们把自己的意图强加于被统治阶级身上，意图是被统治阶级变成自己的私有物”。网左们虽然表面上对解放事业信誓旦旦，虽然表面上转向了人民、接近了人民，但对人民所采取每一步骤、所表达的每一疑惑、所提供的每一建议都心存戒备，那仍然是在试图强化自己某种意义的“领导地位”。可以说，网左们一方面要为解放被统治阶级的事业而斗争，要向统治阶级宣战，而另一方面则又以一种“新式”统治阶级的模样出现在被剥削阶级面前。只要网左们身上这种矛盾的、模棱两可的心态继续存在，那么就不可能团结、组织被统治阶级进行反抗斗争，甚至说使自己也使广大的被剥削者完全丧失信心。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与人民一道实现解放与被解放。我们的职责不是向人民讲述我们在自己的世界观，也不是把我们的世界观强加于人民，而是就我们双方的世界观与人民对话。“革命领导者不能妄图征服被剥削阶级，而必须赢得他们对解放的拥护，不得已而为之的拥护不是真正的拥护，而是被剥削阶级对统治阶级的“依附””。无论是线上或是线下，我们都应摒弃“辩经”这种储蓄式教育的极端化表现。不与人民对话的革命领导者，要么因保留着统治者的特征而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要么因完全迷失在自己的角色构想中，成为自身宗派主义的囚徒，同样也不能成为革命者。即使这些非真正的革命者取得权力，但是源自反对话运动的革命，其有效性也完全让人怀疑。那么我们该如何进行这样的对话行动呢？首先我们要清楚对话运动来自哪里？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一书直言不讳的标明，对话运动来自于爱，没有爱就没有对话运动，没有爱更没有革命。爱是并且必须是负责任主体要担负的任务；爱是对他人的一种承诺，是一种充满勇气的行为。“对世界的命名是一种创造与再创造的行为，若不倾注爱，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究竟该如何去实践呢？上文已经提到了一点也就是不要“灌输”“知识”，与我们对话的不是“容器“，而是活生生的人，我们不能将储蓄式教育搬到活动中而是通过提问的方式与人民谈论各种方方面面，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有着谦逊的态度、要互相的信任、要带着批判性思维对话以及我们需要对未来充满着希望。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健全自己的心智，绝不能让意识形态宗教狂热性占领思想高地，另一面则是必须要警惕“隐居”在自身上的压迫者意识。 究竟能有多少人可以意识到自身的革命者性格的缺失，又有多少人能在意识到自身缺陷后为此而改变，没有人能知道。这完全取决于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真正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将解放事业作为毕生奋斗的事业，那么在他意识到自身问题后将毫不犹豫的做不妥协的改变，相反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某种谈资，将解放事业作为儿戏，那么在他每一次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时，都是对此的一种抹黑行经。 灰烬 2024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