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路易斯论

路易斯先生之前因垄断问题与扎伊采夫同志发生了一些辩论（注1）。而明显，扎伊采夫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掌握程度还没有达到能用强大的理论依据来打败资本主义的歪理邪说的程度，因而让路易斯先生取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胜利。但客观的事实并不以主观的意志为转移。路易斯先生赢了论战也不能代表他的观点的正确，只能说明扎伊科夫同志的辩论水平还没有路易斯先生精巧。但我们的路易斯先生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真理报·旗帜》编辑部认为有必要打击一下这种资本主义老爷的嚣张气焰，而将正确的观点用来取代错误的观点了。

一、当代资本家的伪面孔

一、新民主主义阶段

1949年10月——1952年9月这三年，是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新民主主义阶段，是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的生产力状况、社会阶级状况提出的，是进入社会主义前的一个过渡时期，具社会主义因素资本主义因素。

“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结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形式的民主集中制的政体。而新中国成立之初，选举人民代表的条件还不成熟，由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并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但是，尽管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人民取得了胜利，但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还在中国存在，他们还在进行疯狂的反扑，因而彻底打击和清除这些势力，巩固并扩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是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政治任务。

在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上，也要对经济进行新民主主义改造，这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重要任务。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

在1949年的中国，封建主义的土地所有制还在一半以上的土地存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还掌握着中国的经济命脉，资本主义企业中还存在着诸多封建式的生产关系，这一切非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因素都要扫清，这都是新民主主义阶段要继续完成的任务。

与政治和经济的任务相应的，还有文化和社会风尚的任务。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但整个的国民文化，现在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

……由此可知，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新中国面对的不仅是经济和政治百废待兴的状况，也是社会风尚和文化百废待兴的状况。在旧中国，城市、农村生活环境恶劣，卫生状况极差；吸毒、赌博、卖淫嫖娼广泛存在；封建迷信、封建伦理道德、封建的习俗几乎深入每家每户，尤其是农村；封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文化横行；人民群众大多是文盲，大部分人没有接触过现代科学。这一切都是新民主主义要改变的文化和社会风尚，这是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文化和社会改造任务。

总体来看，新中国建立时，在经济、政治、文化上三座大山还没有彻底推翻，彻底推翻三座大山，就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主要历史任务。当然，这不是说要建立资本主义的秩序，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同时，还应该尽可能的建立一些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制度。

从1949年9月到195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三、四野战军相继解放了中国的华南、西南，共歼敌130万，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原计划解放的台湾因朝鲜战争的打响被搁置了。对于西藏，解放军通过1950年的昌都战役，震慑和了西藏的上层集团，使西藏上层集团产生了分化，1951年5月，中央政府与西藏达赖政府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协议包括将英帝国主义势力赶出西藏、解放军进藏和西藏制度暂时维持不变，这符合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

这里其实既是考虑在受反动势力四面夹击的情况下，团结大多数，孤立少数反动分子的战略，又是希望通过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在自己的革命运动中提升政治觉悟，在党的启发和领导下，自己解放自己，避免干部包办代替。

在全国大陆统一的基础上，1950年1月到1952年底，中国建立了中国的地方政府体系，并在各地方召开了相应级别的人民大表大会。至此，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得以确立。

国民党还在大陆留有一大批反革命分子，他们希望里应外合，与蒋介石“反攻大陆”相呼应，他们谋杀了数万革命干部和群众，破坏经济设施，策动反动势力“反攻倒算”。因而，1950年10月10日，中央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并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法。

“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这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

在群众运动的方式下，1951年10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胜利结束，“杀、关、管”了300余万反革命分子。“镇压反革命运动”，在政治上扫除了反动势力，巩固了对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的官僚资本，是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基础，兼具帝国主义买办和封建主义的性质，在解放前夕，官僚资本占全国工业资本 66%，占全国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垄断着中国的金融、运输、贸易和重工领域，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没收官僚资本、转为国营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重要任务。

没收官僚资本从1949年初解放京津就开始了，在没收官僚资本时，只要不是破坏分子全部留用，保留了原有的组织机构和制度，对原有组织机构和制度的改革，要经过慎重的研究讨论再改，军队负责监督生产，但不直接管理生产。这都保证了经济能够平稳顺畅地恢复，到1951年官僚资本全部没收完成。而在朝鲜战争中，英美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中国相应的征用了美帝国主义全部和英帝国主义部分资本，而很多外资企业也因为经济封锁放弃经营，到1954年初，中国的外资企业已所剩无几。至此，在中国，金融、商贸、运输、重工等命脉行业基本都实现了国营。这些国营企业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当然，这个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的资产不在没收的范围内，这些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还将发挥一定的历史作用。在1949年-1950年，政府还通过统一财政、集中物资、打击投机资本、加强市场管理，稳定了物价，保障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秩序，使经济得以快速恢复。

在清除了国民党反动势力，全国经济逐渐走上正轨的基础上，土地改革也要在新解放区开展了。在旧中国，农村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既对贫下中农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又使得工业化进程无法完成。因而土地改革也是新民主主义的重要任务。

“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

但是，土改也面临着重重阻力。

“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因此，土改采取了“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地主”的政策，建立了农村的农民所有制，保存了富农经济，而且广泛地发动社会各界民主进步人士和贫下中农，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进行了土改。土改全部在冬季到春季农闲季节分批完成，到1953年春，除西藏外的中国大陆全部完成土改。土改中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而不是采取包办代替的方法，既发动了群众打击敌人，又在斗争中培养了群众觉悟。土改过程中，部分地区存在“杀富农”的极左行为，都得到了及时纠正。土改改变了几千年来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大大的激发了群众的生产和革命热情，对生产力是一次大的解放。至此，中国基本建立了兼具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

新中国，在外交方面，通过“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一边倒的政策”，废除了一切旧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不平等外交，开始了新中国的外交，并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冷战的背景下，坚定地站在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

现在很多人说改革开放前中国是闭关锁国，这是完全不顾当年的国际局势的一通胡说。在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冷战的矛盾尖锐时期，唯一可能的战略就是站到某一个阵营之中。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在疯狂绞杀，中国选择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在原则上和现实上都是理所应当，同时中国还广泛的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尽力争取欧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50年代末尤其是60年代，原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普遍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时候，中国成为了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心，同时在70年代中期，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打压下，中国也为争取与美帝国主义的关系改善做出了努力。可见，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始终在坚持符合中国以及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利益，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符合当时国际局势的外交战略。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公开派军队支持南朝鲜资本主义政权，同时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支持蒋介石台湾政府。面对这样的局面，“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毛主席果断决定进行抗美援朝，“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中国人民群众满怀激情的参与或是支持抗美援朝战争，正如歌曲所唱：

“雄赳赳

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

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

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

打败美国野心狼”

在战争中，毛主席要求志愿军将士，

“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

这是无产阶级军队应有的面貌，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政治基础，也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1953年7月27日，美国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胜利地结束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沉痛的打击了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粉碎了它们妄图打压中国革命的用心，保卫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支援朝鲜人民保住了革命政权，激励了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和信心。这场战争也说明，武器不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革命军队通过坚定的革命信仰、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和钢铁的纪律，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同仇敌忾，完全可以打败具有先进武器装备的敌人，只有革命人民和革命军队的力量，才是不可战胜的。

正如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中的预料，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很快开始出现了官员贪污浪费的情况，而且逐渐呈蔓延之势。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留用的国民党官员，解放后，大量国民党官员留用，他们早已贪腐习惯，而且有些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据统计，从建国到1951年11月的两年中，在发现的贪污案件中，旧职员竟占贪污人数的99％；第二就是在群众监督和参与管理的机制没有形成时，在很多不法的资产阶级拉拢下，一些共产党员变质退化，蜕变为资产阶级。这既不利于本就一穷二白，还在进行抗美援朝的新中国进行经济建设；又不符合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法律；更不符合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应有的作为。因而，打击贪腐官员，同时打击不法资产阶级，既可以使留用国民党官员和资产阶级纳入无产阶级政党的监管，又有利于无产阶级政党自我的整顿，以及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监督，防止无产阶级先锋队走向人民的反面。

1951年10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这就是“增产节约运动”。11月，东北局书记高岗送给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其中提到，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五亿人民币（这里指人民币旧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随即，“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毛泽东主张应该大张旗鼓的、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三反五反”。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

全国各界群众广泛参与了这场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各级机关、全体党员都接受群众监督。1952年1月，《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如果有人阻碍群众运动，无论他的职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他的上级都应该坚决把他撤职。如果是因为他自己手上不干净所致，则还应受到法律制裁。”1月19日中直总党委召开的有一千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宣布要集中力量打“老虎”，一下子把运动推到高潮。2月，中央又要求，县以上党员干部均须在一定会议上作一次深刻的自我批评，检讨不深刻的还要再作一次。各地纷纷以群众大会的形式进行动员，并以可能的各种方式进行运动的政策和成果的宣传。这样，人民的监督不仅获得法律制度的支持，还得到各级领导干部实际行动的鼓励和支持。群众的积极性很快被调动起来，促使运动向纵深发展。

运动中，中央还保证群众监督渠道畅通，并能及时反馈处理意见。1950年4月，党中央指出，“报纸对于政府机关及工作人员、经济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应负批评的责任。”“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运动中，各类报刊媒体不仅及时宣传中央方针政策，还登载许多群众的举报和批评意见、相应机关和个人的处理或反省材料。当时的《人民日报》等党报每天都有两到三个版面专门登载全国各地的群众来信，检举各种问题。同时，监察部门也专门设立通讯信箱接受人民来信。根据各地统计，人民来信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是控告或批评干部的。

运动中，中央还提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严惩打击报复者。对群众的批评，党的态度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监察部门和报纸编辑及时将群众来信反馈给相关部门和个人，并要求“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立即在同一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立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上述行为触犯行政纪律和法律的部分，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如果群众对当事人的自我批评或表态不满意，当事人需要再次深刻反省，再做自我批评直到获得通过。党中央在“三反”运动中进一步强调，我们不能要求群众百分之百的正确，这种要求事实上是拒群众于千里之外。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因涉嫌贪污失职，被纪凯夫检举揭发，该市市委领导不仅没有调查核实，反而偏听偏信，命令公安局将纪凯夫逮捕，并使用肉刑和疲劳审讯。因这起严重案件，武汉市委被改组，引起全国震动。此后，人民来信激增，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压制民主等丑恶现象进一步被揭露出来，推动了各地的“三反”斗争。

党中央旗帜鲜明的态度和各级领导的层层检讨，打消了群众的一些顾虑，每天都有许多人写信批评党和政府及机关干部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偏向，提供改进工作的意见。1952年1至8月，上海市区两级领导机关即收到群众有关的来信30.4万多件，重庆市1952年上半年收到人民来信35万件以上。在群众的支持参与下，大量“三害”问题包括一些大案要案被揭露出来。党对群众揭发出来的问题，在查有实据的情况下，敢动真格，毫不姑息。据统计，参加“三反”运动的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中，因严重贪污被判刑的共10060人。从1951年3月至1953年6月底，共有32.8万余人被清理出党。

当然三反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错误。第一，“由于自上而下地压‘打虎’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一些地方出现了偏差，甚至用逼供信的办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毛泽东一发现这个问题，就立即提出：必须严禁逼供信，纠正错误。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在“三反”运动后期提出的指导思想就是，“一方面，对一般的贪污分子，尽可能地从宽处理，甚至不划为贪污分子，把绝大多数的人尽快解脱出来，以利于团结和教育更多的人；另一方面，继续要求深挖‘老虎’，特别是“大老虎’。”

第二，“在“打虎”高潮中，不少机关主要是财政部门，业务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有的已经停顿工作。”毛泽东立刻对这一错误进行了纠正，1952年2月17日，他电告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在运动紧张期内必须指定一部分得力干部负责日常工作，维持正常财经工作的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在当地‘三反’运动正式发动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后，就应逐步增加领导日常工作的干部，这点很重要，请各同志注意。”

“从1952年3月起，‘三反’运动开始进入定案处理阶段。毛泽东特别强调的是：‘认真负责，实事求是。’5月10日他在中央转发的一个报告的批语中写道：‘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批语，对于纠正“三反”中的错案起了重要作用。”

在三反中，发现贪污腐败与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有很大关系。从各大区的报告中，均反映了这一状况。对此，毛泽东认为，

“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

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发出后，“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这样反对政府内腐败分子和不法资产阶级的运动相互配合的开展了。

“五反”运动揭发出来大量令人触目惊心的问题。一部分资产阶级甚至小工商户居然以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里，他们还能像在国民党执政时那样为所欲为。当然，五反是按照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进行的，反对的是不法的资产阶级和小工商户，并不是要取消私有制。

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很快掀起了高潮。“五反”运动发动后，私营工厂的劳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工人是运动的主力，工作组作指导。工人监督资本家，成立了一个兼有劳资代表的委员会，检查账目和税收。对资本家分为大老虎（包括工厂主、经理等大资本家）和小老虎（账房和报税的等帮手），对他们讲明政策，要其交待清楚并指明出路。开会时，让资本家交待，一度有工人昼夜轮流看守经理等人，查出问题的，让其认错、补交税款并保证不再犯，然后给他恢复自由。有的资本家三两天就供出来了，有的则因为过度害怕上吊自杀了，后者是一种比较过激的现象。工会主席由工人们选举产生，通常的要求是出身好的贫下中农、思想觉悟高。资方一个月至少需要向工会汇报一次，开除工人也需要经过工会。而且，工人在工资、福利、劳保方面的待遇都得到了提升。

工人也在运动中提高了觉悟并壮大了自己的组织。国营企业工会组织的整顿有了显著的成绩。1952年3月下旬，天津市国营企业工会组织，在党组织和节约检查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在工人群众中普遍地开展了“洗澡”运动。经过这次群众的自我教育运动，工人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一步，和资产阶级划清了思想界限，自觉地清除自己身上沾染的旧社会的恶习，树立当家作主保护集体利益的劳动态度。过去，有些工人羡慕资本家的生活，有人甚至打算开铺子；运动之后，大家都说：“过去总看着资本家有钱、阔气。今天，我们认识了他们的钱是压榨剥削咱们工人得来的。还是咱们工人阶级光荣！”过去，工厂中有的工人常从工厂里拿工具器材回家。在这次运动中，大家把解放前后从工厂拿的东西，献交给工厂。大家都说：“过去总怕失业没有饭吃；现在不会失业了，还留着它干吗？交给工厂就增加一份力量。”天津纺织机械厂在这次运动中，有三百四十多个工人献交了二万八千八百多件器材工具，价值一亿二千多万元。工人们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在生产上和对贪污分子追赃定案中的劲头也都更大了。各厂将在这个良好的基础上，继续整顿工会组织，加强工会工作。

私营企业工会整顿组织的工作，也收到显著的成效。其中的店员工会，过去是工会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是违法资本家向工人阶级进攻的主要对象之一。因而，该类工会组织不纯的情况相当严重，许多店员的阶级觉悟不高，很多工人和资产阶级划不清阶级界限。“五反”运动开始后，各大城市的党委和工会领导机关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采用各种有效的方式，广泛而深入地对工人店员进行了阶级教育。在整顿工会组织时，各地大都同时放手提拔积极分子做工会干部，并放手扩大工会组织。在整顿组织中，工会把坏分子的罪状交给职工，让职工自己讨论，并提出处理意见。通过这些讨论，职工们更加爱护自己的组织，更加懂得了整顿组织的必要。所以，整顿组织的过程中，职工的阶级觉悟都进一步提高了，工会的组织更加扩大，战斗力也更加提高了。

“五反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错误，毛泽东都予以了纠正。“在运动中，曾出现过‘火烧工商业，打劫民建会’的错误口号，毛泽东很快发现，很快纠正了。……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给不法资本家以很大震动，不少人纷纷交待自己的违法行为，这对于方兴未艾的‘三反’运动是有力的配合。但是，‘五反’运动也一度造成社会上的紧张气氛，资本家惊惶不安，私营企业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地采取措施，调整部署，既要查清问题，给不法资本家以沉重打击，又要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毛泽东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对守法的工商户鼓励他们照常营业，对有些小问题的工商户尽快做出结论，归入守法户，使守法户的面扩大一些。……尽量扩大争取、团结和保护的工商户人数，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严重违法资本家，毛泽东的这一策略思想，越来越鲜明。”

“三反”、“五反”巩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对党内的腐化分子进行了斗争，并将留用国民党官员和民族资产阶级纳入了无产阶级的监管、计划之下，为未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运动中采取的群众运动的路线，不仅促使了人民群众政治觉悟和斗争能力的提升，鼓舞了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使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地位和福利待遇得到了提高，获得了更多阶级利益，加强了阶级组织，还保障了运动得以真正成功。即使运动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及时的纠正，这是党领导下群众运动的典型模式。要求群众不出错，就是拒绝人民民主，人民只能在运动中锻炼自己，从而解放自己。对照今天习近平的所谓从严治党，实质上只是上层运动，打击异己，人民群众无法参与，对“老虎”打击也的不彻底。脱离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的路线，反贪腐是不可能真正成功的。

土匪、恶霸，在旧社会中国大地上横行肆虐，残杀人民，国民党退却后，大量残余武装转变为土匪，为非作歹。到1952年底，大规模剿匪工作结束，共歼灭武装匪特240万人。“剿匪除霸”使得社会免受土匪恶霸的荼毒，使人民民主专政得到巩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得以形成新的社会风尚。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动人民群众，扫除了旧社会的黄赌毒，清扫了民国时肮脏恶臭的公共街道。同时在打击嫖娼的同时，还为妓女治病、培训技能、帮助转业。黄赌毒彻底被消灭，社会展现出了新气象。改革开放后，黄赌毒全部重现蔓延，岂不是发人深省吗？

新中国还出台新的婚姻法，致力于妇女解放。1950年4月30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了新的婚姻制度：

“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

新的《婚姻法》给妇女解放、建立新的婚姻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但妇女解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中国没有止步于此，让妇女走向社会、在社会劳动和管理中男女平等、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在文艺上宣传妇女解放都是后来逐渐进行的解放妇女的工作。当然妇女解放，归根到底需要全社会有其是妇女思想的解放，需要妇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解放而斗争。

铲除旧社会的遗毒，为社会新风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是，与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风俗、旧道德、旧文化的斗争远没有结束，只有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普遍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斗争、新的文化的发展成熟，才能真正扫除一切旧社会的遗毒。

除了铲除旧社会的遗毒，新中国还在教育、医疗方面进行了改革。教育方面，新中国大力创办大中小学，普及基础教育，进行群众扫盲。医疗卫生方面，1952年提出了“医疗卫生体系为工农兵服务；预防为主；中西医相结合；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医疗卫生四项基本方针，开展了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旨在消灭寄生虫，通过改善环境和医疗条件来提升人民的健康水平，人民群众被广发的动员起来参与运动。这样的医疗卫生政策取得了巨大成效，使得新中国人民健康水平、人均寿命、大幅提升，新生儿死亡率大幅下降。

由此出现了高出生、低死亡的人口增长趋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大幅上升的根本原因。很多人将人口大幅上涨归咎于毛泽东的错误政策，实际上完全是对事实的歪曲，没有医疗卫生条件的改进，如何可能有人口的大幅上涨？只是随着人口死亡率下降，人们的生育习惯不可能及时改变，后来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政策，但也需要一段时间对人民说服教育，让人民接受，因而人口增长不可能一下降下来。改开后“计划生育”之所以成效很快，是因为官僚把“计划生育”作为盘剥人民的手段，使人民苦不堪言，强迫人民接受低生育的计划，从而生育率很快降下来了。

文艺并不是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因而，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既然马克思主义对这一点有充分的认识，那么不同于以往一切时代的文艺的是，无产阶级的文艺应该自觉的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不是像以往的文艺，不自觉或半自觉的为本阶级服务，这样才能发挥出更大的力量。毛泽东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把文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条战线。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有自觉地无产阶的立场和态度：

“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

这又对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和学习有了一定的要求。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要是文艺工作者能够达到这样的立场和态度，完成这样的任务，就需要无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

这是文艺的政治性方面，同时还有文艺自身的创作水平问题。要想提高创作水平，首先就是来源问题。

“作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其次就是普及和提高的辩证关系。

“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普及和提高是相辅相成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但是两者都是为了人民服务的，都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这就是大众文艺的导向。

在文艺类型方面，“延安文艺”确定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方向。

同时，除了文艺创作，还有文艺界的斗争，“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的标准相应的，文艺批评也有两个标准，政治和艺术。政治说的是文艺创作在客观上是否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能否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同时，

“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的文艺界也开始了整风，在毛主席正确的文艺思想指导下，“延安文艺”诞生了中国一批无产阶级文艺家，创作了大量无产阶级革命文艺。

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周恩来称这次文代会实现了解放区和白区文艺工作者的“会师”。会议确立了“现实主义”为主导，批判性的吸收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苏联文学的方向。此外，建国后，所有知识分子都都被纳入国家的行政、教育或文艺机构之中，很多具有行政级别，社会经济地位有了极大地提高，有“三名三高”之称。

既然建立起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那么也就需要新的文艺与之相适应。这就既要继承延安文艺的传统，又要开创新时期的文艺作品；既要赞扬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又要批判社会中反动的、落后的现象，鼓舞人们继续革命，向前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实际上，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还广泛存在，这就需要文艺批判的斗争。文艺批判的第一个高潮，是由电影《武训传》的上映引发的。

1950年底，电影《武训传》在全国公演，它讲述清末山东的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武训依靠乞讨和当地乡绅的资助，开办“义学”，影片中还有一个失败了流亡到此的太平军作为“反面人物”。在影片结尾处，借小学老师之口说武训的精神就是“毛主席说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影片受到了热烈赞扬。然而，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这一电影进行了批判：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在全国正在进行新民主主义改造的时候，《武训传》歌颂一个推行旧文化的人，与共产党正在城市和农村推广的全民识字、现代生产、卫生、科技等在内的“新文化、新风尚”背道而驰，而这些新文化知识才是劳动人民解放所需要的。土地改革在新中国废除了土地地主所有制，废除了封建贵族教育的经济基础，所有农民的孩子应该受到现代教育，而不是继续接受旧文化的束缚。

1951年7月23—28日，《人民日报》连载了江青、钟惦棐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最终由曾经热烈赞扬《武训传》的周扬给其定了性：“反历史、反人民、反现实主义”。这篇文章揭开了文艺批判运动的序幕，之后就是一场遍及全国的文艺批判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实际上就是希望，知识分子能够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创作出有利于无产阶级革民事业推进的作品，真正发挥出其作为革命事业的一条战线的作用。

很多人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文艺批判抱有很大的偏见。既然文艺是社会的一部分，根植于社会的经济和物质基础，那么建立新的社会，就要批判旧的文化，建立新的文化。认为文化独立于政治的资产阶级观点，实际上是希望旧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可以在新社会不受批判，这实际上不是超阶级，而只是站在了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况且，文艺工作者的物质生活，是广大劳动群众生产的，如果他们的作品，不能为劳苦大众服务，甚至有悖于劳动群众的解放，难道不应该批判吗？资产阶级将劳动群众踩在脚下，认为他们没有权利对所谓“高雅”的文艺指手画脚，这样难道是理所当然的吗？

新中国的文艺批判运动，在不同时期都在进行，对于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和社会主义文化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不容污蔑的。有些人将这样的运动说为毛泽东的个人专权，甚至说成是毛泽东与文人的私仇，这完全是站在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上，不顾客观历史发展进程的胡说。只有认真地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进程，研究当时的历次文艺批判运动，才能真正明白文艺批判的出发点和历史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很多方面的改革内容实际上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基本相同。但是，在中国当时的历史实际下，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发展异常艰难，资产阶级具有极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因而，这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容，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有可能完成。

而且与其他国家的民主革命相比，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具有彻底性。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在建国最初 3 年的继续，使得中国彻底清除了旧的经济和政治，建立了兼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因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极大地提升了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同时，也为中国新的社会风尚和社会文化的建立进行了努力，但是彻底清除旧的文化和社会上的旧风俗习惯，还要更长时间的斗争。

同时，这三年里，中国的经济在恢复了战前水平的基础上，稳步上升。财政和金融达到了统一，市场秩序得到了整顿，物价得到了稳定。工农业生产都恢复到了抗战前的最高水平。1952年农业总产值461亿元，比1949年增长41%。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粮食16392万吨，棉花130.4万吨。

中国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采取的群众运动的改造方式，既有利于群众觉悟的提高，和政治参与热情的提升，防止官僚包办代替；又有利于改造的彻底进行，离开了对群众的发动和依靠，是不可能达到这样彻底的效果的。即使在其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很多也都得到了纠正。资产阶级不敢发动群众，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工农群众根本上是矛盾的，因而他们对群众运动大加污蔑，在史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不过新民主主义时期，也暴露出了共产党员自身腐化变质的问题。这也说明，先锋队走向群众反面的问题，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逐渐建立的同时，党内逐渐形成了一个官僚集团，在政治路线上，他们希望停留在国家资本主义的阶段，不愿意继续前进，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工人参与到国家和经济的管理中，反对消除三大差别，反对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在工作作风上，不是启发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而是命令主义、包办代替；在生活上，他们不愿意继续艰苦奋斗，而是腐化堕落。因而，接下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对生产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进行革命的同时，也要面临着党内的路线斗争。